微觀/鉅觀、結構/行動的區分在他眼中看來，是有問題的分析方式。他認為社會就像是一個洋蔥，一層一層地堆疊上去，所以不管研究哪一個層次，問題意識都非常類似。所以解決鉅觀/微觀二分法困境最好的方式是，回到社會的本體論層次上，將社會視為一個洋蔥狀的階層化社會。
Impasses of micro-sociological theorizing
書籍資料：Mouzelis, Nicos (1995) 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 New York：Routledge. Pp. 15-27 (Ch.1：Impasses of micro-sociological theorizing：overreaction to Parsons).
Mouzelis於1995年出版的《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這本書，在理論層次上努力回應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對於社會學理論造成的衝擊。這本書以《微觀社會學理論化的僵局：對派深思的過度反動》，作為討論的開始。他認為微觀社會學的分析，特別是互動論，因為堅持討論面對面的互動，已經遠遠離開鉅觀層次的分析。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來自於對於派深思理論的過度反動，儘管他也同意其他學者對派深思理論的批判，不過作者似乎期待一個調和鉅觀與微觀社會學之分的路徑。
微觀/鉅觀、結構/行動的區分在他眼中看來，是有問題的分析方式。他認為社會就像是一個洋蔥，一層一層地堆疊上去，所以不管研究哪一個層次，問題意識都非常類似。所以解決鉅觀/微觀二分法困境最好的方式是，回到社會的本體論層次上，將社會視為一個洋蔥狀的階層化社會。
Impasses of Micro-Sociological Theorizing：Overreaction to Parsons
Parsons在中晚期之後的作品被認為沒能同時重視鉅觀與微觀的行動者(macro and micro actors)兩個面向的分析，因此自1960年代起，許多闡釋者多半強調微觀行動者的分析面向，從而忽略了鉅觀行動者的面向，這個情形宣告了日後社會學理論發展的一些後果。 造成這種情形的可能原因是，他們宣稱欲糾正Parsons過度系統性的分析，試圖“將人們帶回來”(bring people back)社會學研究。
一個明顯的理由是，詮釋學與俗民方法論取向的社會學家對於具體化(reification)的過度恐懼。作者認為對於具體化的恐懼是非常不正當的，因為這意味著為避免描寫複雜且纏繞的再現過程或決策過程，只有一些對於社會現象的便利速記。另一個理由是詮釋社會學家處理鉅型行動者時，對於民粹主義(populistic)的偏愛。
換句話說，因為行動者可能不平等地接近經濟、政治、文化等生產工具，因此微觀社會學家傾向遺忘行動者，只看他們對於社會現實建構之貢獻。最後一個原因是微觀社會學家普遍蔓延的個人社會(individual-society)基模，這讓鉅觀與微觀之分有了新的偽裝，例如制度(institution)或社會結構為鉅觀的，互動(interaction)或相遇(encounter)為微觀的。這樣的聯想在許多微觀社會學家及其門徒的作品中都會發現。
1.The debate of the nature of Goffman’s “interaction order”
接著作者著焦於討論對Goffman的「互動是一個秩序」(interaction is an order sui generis)概念之討論。這個概念區分了個體行動者及鉅觀社會結構。對於這個概念的討論之貢獻在於，將互動秩序視為微觀且不同於鉅觀現象，但主要的爭論在於互動秩序所指涉的微觀社會事實。例如Ann Rawls和Stephen Fuchs兩人的討論。不過對照於鉅觀狀況，兩人都將互動秩序視為微觀的狀況。Peter Blau則區分的鉅觀與微觀兩者，認為鉅觀的取徑不對個體間的互動感興趣，並且以不同社會地位間的社會互動頻率來分析。作者質疑這種鉅觀社會學家重視大型集體，微觀社會學家重視個體間關係之看法，因這無法解釋互動過程如何被鑲嵌入個體之中，例如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作者指出面對面的互動不總是微觀現象，但幾個人的面對面互動絕對是理解社會秩序如何被建立、再生產、轉化的關鍵方式。而鉅觀與微觀之分的誤導，不僅讓人忽略面對面互動可能是鉅觀的情形，也不理會制度與結構可能以微觀的形式表現。
2.Neglect of social hierarchies : bridging the micro-macro gap via the logic of aggregation or representation
作者指出，分析社會時不是只從“鉅觀的─中間的(meso)─微觀的”方向進行，還須有現代社會的階層化組織分析，特別是微觀行動者如何階層性地與鉅觀的、中間的行動者相關。這也引出了方法論上的個體論(individualism)與整體論(holism)爭議。然而微觀社會學家如何將微觀現象連接至鉅觀現象呢？作者指出透過Randall Collins的聚合邏輯(logic of aggregation)。 Randall Collins提出情境方法論(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所有的鉅觀現象都是由整合與許多重複的相似微觀事件所組成，並且他試圖將鉅觀的概念轉化為真實人們間的實證觀察或可接近互動。分析單位是相遇/微觀互動的情境，而不管分析什麼，他都視人們為現象之根基。該理論最大缺點是將鉅觀現象視為微觀相遇之整合，未考慮兩者間可能存在的階層性關係。 Karin Knorr-Cetina不同意Collins的整合命題，她使用了更系統的俗民方法論(特別是Cicourel)之洞見。她認為鉅觀現象是微觀事件的概略再現，而這個再縣市一個動態建構過程，在微觀情境中進行。她認為行動者試圖理解其所參與的社會，因而使用多種推論、詮釋、概略再現的技巧，試圖建立一個可理解的社會世界模型。她還引用了Braudel分析前工業時代的歐洲發展來支撐其論證。視所有相遇為微觀層次，鉅觀事件為微觀之整合。但作者認為整合不僅只是參與者/觀察者之再現。
3.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micro and macro analysis
造成微觀社會學家處理Parsons中後期作品努力失敗的原因是，(1)鉅觀行動者不平等地接近主要經濟、政治、文化的社會建構工具，使其決策能廣及時/空；(2)複雜的社會階層經由正式組織或其他方式，連結鉅觀/中間/微觀的行動者及其相遇。而微觀社會學家忽視鉅觀議題的基本原理是，認為鉅觀議題如此複雜，故不易做任何有效的分析，以及認為鉅觀/微觀社會學有根本上的不同關懷，談整合言之過早。 J. Turner試圖整合出一種分析社會互動的多種取徑整合體，他認為互動暗示著微觀，而作者認為這必然失敗。當微觀行動者中的互動被放置在真空的階層情況下研究，很容易受到時證哲學家的誘惑，企圖尋找互動的法則，可跨越歷史文化來使用。
4.Conclusion
作者認為要逃出具體化與簡化論的方法是，拒絕鉅觀/微觀之劃分方式。鉅觀/微觀的情形只能在看到階層和洋蔥狀系統和系統間的複雜性質時，才能解決並區分社會整體。
最後作者指出兩個處理階層與社會整體輪廓之方式：(1)階層化的社會整體，必須從一個系統性/制度性到能動性的分析層面；(2)視階層化社會世界為一個系統及社會聚合觀點，且必須以均衡的方式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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