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如果是一種氣味，那該是什麼樣的味道呢？是母親的菜餚味？是山邊的野花香？或者是房間的霉味？而我的鄉愁是一種含著血腥味的傷悲。夜半醒來我想不到哪裡才是故鄉，只有濃濃的失落。想到幼時割傷，血流不止時以口去舐，那鹹鹹地血腥味似乎就是鄉愁？一個沒有根的靈魂及生命，不斷地漂流，有更深刻的鄉愁。------盛正德(2002)《以畫療傷》
一、自己的房間
加拿大作家Alice Munro在60年代寫過一個短篇故事《辦公室》(Rehberger 2001)，故事中描寫一個想給自己寫作天份更多發揮空間的女人，計畫替自己在家外頭租一個辦公室，在這個辦公室裡可以不受限制與干擾地寫作。與丈夫商討之後，在丈夫的支持下，很快地找到一個房子搬了進去。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她能掌握整個家，進行各種佈置或安排，可實際上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能滿足她的興趣與需求。這是她所以想租一間辦公室的原因。剛開始房東顯得非常善意，但隨著時間過去，房東開始對她顯露出敵意與猜疑。在這樣的疑雲下，房東陸陸續續指控她在辦公室放進一些他認為專屬於女人的用具、在夜裡讀著她所寫的東西、甚至是在辦公室裡進行與性有關的猥褻活動。最後，這個女人只好被迫離開這間辦公室。
如果說，寫作是使這個女人得以滿足與成就自我的重要事項，那麼這個女人能夠打造自我的機會在哪？換句話說，能夠滿足這個女人的寫作欲望的條件是什麼？Virgina Wolf著名的那本作品《自己的房間》，探討的不正是這樣的問題嗎？女人為了能夠進行寫作，需要怎樣的條件配合？Wolf的看法是，女人需要錢，還需要專屬一個自己的房間(Rehberger 2001)。 或許有人會問，一個已婚有子的女人為什麼需要一間自己的辦公室？為什麼不在家裡寫作就好，寧願花錢租個房間在外頭寫作？
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個人的夢想如何與生活空間緊密相連。或許我們的問題該這樣問，導致這個女人渴望走出家庭的原因為何？這個原因與她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程又有何關係？如果說，出走只是為了圓一個寫作的夢，為何這個夢想如此強烈地驅使她採取一些積極作為來實現夢想？更直接地問，出走的行動與女性的自我認同有何關係？
二、「家」的經驗與意義
當我們提及「家」的時候，往往指涉著三個不同的概念，house(住屋)、family(家庭)、home(家)(畢恆達 2000、2001、2002)。當我們說「你家有多大？」、「幾點要回家？」指的是house(家屋)。而「我家有四個人」指的是family(家庭)；最後，「我的家很溫暖」指的是home(家)。這篇報告要談的不單單只是作為一個可供人休息的物理空間，例如建築物的外觀、內部裝潢、房地產價格等等。還包括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人們對於自己的住屋、家庭投入情感而形塑出來對於「家」的意義與認同。
台灣不乏針對家庭進行的研究，社會學界、心理學界、社工學界、人類學界、社福學界等等，都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但是這些研究甚少觸及住屋空間與自我認同的議題。這個情形在90年代由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帶起的空間潮裡開始轉變，這篇報告中所評論的研究出現在90年代末期，除了城鄉所的專任教授畢恆達的研究之外，都是城鄉所學生的論文與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學生幾乎都在畢恆達的指導下撰寫論文 。
1.「家」的經驗
這些研究不約而同地分享著一樣的政治性宣稱，作者們都企圖在各自的文章裡，把不同於主流的「家」論述之主體經驗展現出來。吳瑾嫣(1999)說：「家，一向被視為充滿意義、讓人感覺安全及依戀的地方，這樣的敘述往往漠視了家庭中不同成員間不對等關係的存在，更忽略了女性在父權家庭制度中的真實生活。」張婷莞(2002)說：「家做為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離家意味著個體在社會的獨立；然而介於成年與未成年之間的青少年，其離(逃)家行為往往被視為個體偏差的表現；如此不僅忽略家與人的關係是否必然，也忽略離家行為對於個體生命經驗之意義。本研究試圖由離家青少年的觀點出發，探討其離家行為與家的辯證關係，藉此重新看待習以為常的家與城市空間。」我們從這麼強烈的宣稱裡讀到什麼訊息？是主流論述對於女性與青少年的壓迫？還是研究者本身對於被研究者處境的騷動與不安？這個問題留待文章下節再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研究呈現出怎樣的生活經驗。 性別，特別是女性是這些研究一個重要的研究範疇。畢恆達(1996、2000)、吳瑾嫣(1999、2000)、歐宇帥(2001)都指出女性在家的生活經驗與住宅空間安排、國家政策、市場機制、環境災害、社會角色定位等息息相關。「家」不單只是人們溫暖的避風港，它更可能是作為女性身體心靈受虐與遭受剝削勞動的場所。對於「家」認同的破滅，或是居家處境的艱難，女人們開始尋找出路。有人乾脆離家出走，進入遊民的街頭生涯；有人趁著離家求學與工作之便，開拓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而對於丈夫長期在大陸工作的女性而言，丈夫長期離家的現實足以鬆動計有的性別關係，擴大個人社會網絡，進而產生對家人定義的更新；而直接移居大陸的女性，因著生活型態與文化衝擊使她們的自我認同與「家」、國族認同產生焦慮(王君琳 2002)。對於離家的青少年而言，受限於傳統父母所握有的絕對權威，缺乏自主的居家空間使用權，進而動搖原本對於「家」的認同，進而導致離家出走，甚至不斷來回於家庭與都市之間(張婷莞 2002)。對於男同志而言，面臨強大的異性戀社會歧視與污名，他們直接以同居空間的使用，打造自身的性別認同並顛覆異性戀核心家庭一貫的空間使用方式(吳昱廷 2000；畢恆達、吳昱廷 2000)。魯凱族詩人奧威尼在返家的歷程裡，重新尋回族群傳統的認同與意義，並且以詩意棲居方式替代現代科技支配的生活(王應棠 2000)。
2.「家」的意義
畢恆達(2000)指出「家」的意義之研究大致上有三種研究取向：(1)從社會學觀點探討「家」如何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在社會網絡穿透性(permeability)不同的社區中，人們如何分別使用住屋、宴客、儀式等不同方式宣告自己的社會位置；(2)從心理學觀點研究住屋選擇、滿意度、個人化過程、隱私權等議題；(3)從現象學觀點探索家的意義及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狀態的本質，如自我/他者、公共/私密、休息/移動、熟悉/陌生等辯證關係。但是若欲以這三種研究取向來劃分這些研究，似乎顯得格格不入。這裡牽涉到的是方法論的問題，我們暫且撇開不談。
作者們一致指出「家」的意義之形成與轉變具有過程性，「家」的意義不是本質固有之存在，必須透過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空間的具體互動交涉過程裡，逐漸形塑出一個穩定的意義。然而，這個過程性如何發生？既定的意義為何產生改變？改變後的方向往哪裡去？答案似乎在朦朧未知的迷霧裡。因為這些研究提供給我們的是經歷家園破敗、搬家遷移、離家的女性遊民與青少年、伴侶同居等經驗的訪談資料，訪問的切入時間點是受訪者生命歷程中的某個時刻，從而揭露「家」的意義之改變。但是，似乎都沒能提供我們這些研究對象經歷這些過程之前的「家」的意義。例如張婷莞(2002)說：「傳統文化脈絡所賦予父母的權威，使得同樣身為家中成員的青少年處於權力關係的弱勢……使得青少年在家中難以獲得完全的自主，進而動搖其既有的「家」認同，甚至對原有的家難以認同。」但是，既有的「家」認同是什麼樣子？接著她又說：「青少年離家的經驗顯示「家」認同的轉移並不容易、也非絕對。……即使青少年在離家生活逐漸建立新的「家」認同，但原有的家仍涵納於他們認同的範圍內，與原有的家之連結並非完全斷裂，特別是家人關係的認定。」既然離家的原因是因為既有的「家」認同無法體現，令人狐疑的地方是，作為一個人出生就置身於其中的家庭，為何在特定的時間點上青少年的「家」的認同開始動搖？畢竟他們還是生活於同樣的家庭之中，一樣的生活、一樣的家庭成員。
讓我們再將問題往前推一步，如果我們不把研究的時間點拉長，把整個家庭成員彼此間的生命經驗與互動同時納入考量，怎麼能斷定離家的原因來自於「家」的認同之不協調。
三、認同及其不滿
在Somers & Gibson(1994)的這篇文章裡，透過批判80年代後的認同研究，反省社會學的行動理論。他們認為社會學家研究行動，但是卻對敘事沒有興趣的情形，其實是與社會學家普遍缺乏對歷史的興趣有關，缺乏這樣的興趣其實不太能處理人們處於一種社會存在(social being)的狀態、及本體論(ontology)上的社會生活狀態。傳統的社會學研究典範往往假設著固定的範疇、均質的行動者、可預測的行動等等，然而這種理論典範無法處理群體或個人。唯有帶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與關係性環境(relational setting)這兩個概念，重新概念化社會學理論主客二分的研究典範，帶入透過政治權力、文化實踐與公眾論述交互影響構成的多重關係脈絡及敘事認同，方能重新概念化社會能動性，從單一個體的層面置入關係性環境之中。
敘事(性)的兩個基本面向是時間性與情節性(Ricoeur 1981)，情節是一種有秩序的關係，是構成敘事的基礎；再者，人們的存在狀態必須藉由敘事才能表達出來，透過敘事彰顯的是人類經驗的時間性。人們不是以實證的方式經驗時間，而是以現象學的方式經歷時間。Somers & Gibson(1994)認為敘事認同可以排除預設的主體(性)前提，因為敘事是多軌的、有時空性與體制上的特定性，認同既然透過敘事而構成，個人即在這多重敘是脈絡中組織意義，形成對自身的界定，而且隨著敘事脈絡的變遷，認同亦隨之重新組構。
1.認同的(不)改變
有了敘事認同與關係性環境的概念後，我們在回過頭來看待這些「家」的意義與認同研究。首先，不管是遭遇環境災害的住民、離家的女性與青少年、移居大陸的女性、同居的異性戀與同性戀伴侶、離家求學與工作的年輕女性，都處於一個更大的關係性環境之中。亦即這些看似分散的群體，其實援引著相同的框架，同時但又各自透過這些框架構築自身的「家」認同。Taylor(1989)認為認同即是尋找可供判斷的框架，有了框架人們才能判斷生活的價值、定義自我尊嚴、定義在特定態度下的道德義務，認同危機往往產生於失去框架所帶來的無方向感。面臨家園毀壞的居民必須透過種種方式重新恢復、調適與改變既定的認同；已婚婦女必須隨著婚姻狀態，例如與婆家同住、隨丈夫遷居大陸等情形，不斷地改變自身的認同，而離家的女性則是因為作為避風港的家已變成傷害她們的基地，在認同遭遇強大外力脅迫的情況下，離家成了不得不的選擇；不斷離家又回家的青少年，透過這些行動找尋實現心中「家」認同實現的可能；少年離家中年返家(鄉)的魯凱族詩人奧尼威，始終背負著祖先靈魂的認同，唯有回到原鄉與祖先一起生活，才是生命的圓滿表現。
Maines(2001)認為社會角色是政治文化資源分配的階層結構，性別是基本的狀況，包含對自我的確認且充斥著虛構迷思，性別角色就是一個階層性敘事，挑戰、支持著自我，人們說什麼故事、怎麼說故事、聽眾期待什麼，其實就是性別、敘事與角色扮演。Taylor(1989)說的道德框架似乎呼應著社會角色期待的狀況，我們如何知道自身行為該如何自處？透過提供判斷的道德框架來確認我們的行動。而這些框架往往包含著對於特定社會角色的期待與內涵，指引我們的行動。這些研究中的被研究者不正是透過他/她們採取的各種行動，來確認身為妻子、母親、媳婦、兒子、父親、丈夫等等的社會角色嗎？
話雖如此，從研究中卻發現無法解決的公眾暴力，上述提及的理論家似乎都掠過這個問題。是的，我們的確需要一致的道德框架來指引我們判斷當下的行動，然而這個一致的框架卻可能無法滿足社會上多元多種人群的個別需求。如果說所有的認同都必須停留在某個點上，方能形成認同。這種策略性的本質主義式的方式，其實無法迴避倫理學的考量。亦即，我們該在何時停止？誰來做出喊停的舉動？
2.去時空與脈絡的均質行動主體
這部份要特別指出這些研究一些潛在的問題，問題來自於研究者們處理時間、空間與脈絡的方式，以及有本質化危險的人群分析範疇。 對於Mead([1929]1964)而言，過去是現在之溢流(the past is an overflow of the present)，過去朝向著現在，過去由現在所導引。過去是我們不受拘束的想像力，在其中依據我們的欲望建立世界。過去也是我們處在每個當下狀況中，對於意義為何的選擇。
Maines(2001)指出Mead的時間理論有三個分析要點，首先是象徵性重構的過去，過去存在於現在之中，不過這是對於現在而言，特意重構出來的有意義的過去；再者是社會性結構的過去，透過社會性概念理解過去的影響力，我們才能理解現在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性；最後是隱含的客觀性過去，指的是客觀事件的發生，否則不會有象徵性重構與社會性結構的過去產生。
然而這些研究並未仔細處理意義與認同轉變的時間性過程。研究者訪談所得結果往往是被研究者當下的意義與認同，或者是站在現在回溯過往的意義與認同。這樣比較現在與過去的舉動，我們當然可以想當然而地下斷論說，「家」的意義與認同確實會改變。可是改變的過程為何？敘事的改變不單單僅是情節的轉折，更有行動者挑選各種素材編織敘事的過程。但是這樣的過程在這些研究中付之闕如。 這個情形與缺乏將台灣特殊的社會發展過程納入分析考量有關，作者們忽略了影響認同形構的物質性基礎，只著眼於「家」的象徵意義與自我認同的心理過程。亦即，作者們在分析空間的生產性過程顯得力有未逮，這樣的研究分析方式，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危險效果。例如，吳瑾嫣(1999、2000)未能將女性遊民的處境，扣連上台北都市空間的發展過程中分析；張婷莞(2002)指控離家少年不管在「家」或是離家流浪在都市裡，接受到社會體制與法令限制的約束限制，使得自我認同持續焦慮與受壓抑。畢恆達、吳昱廷(2000)從生活在大都會的男同志伴侶的同居生活中，看見空間使用的另類抵抗方式。他/她們都未能質問怎樣的空間使得離家、同居等等方式成為可能？魯凱族詩人奧尼威回好茶部落的舉動，在王應棠(2000)的分析中有著浪漫化其個人舉止的嫌疑。
最後，讓我十分困惑的問題是，這些作者們眼中所見的社會具有怎樣的樣貌？作者們從既定的人群分類範疇著手進行研究，告訴我們女性遊民、移居女性、離家少年、返鄉原住民、同居的異(同)性戀伴侶等等，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家」認同。可是這些人群之間的同質性難道真的大於他/她們的異質性嗎？吳瑾嫣(1999、2000)的研究揭示了女性遊民的生命經驗，認為這樣的都市生活經驗與父權家庭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女性離家是因為父權家庭意識形態，離家後格格不入的都市生活經驗也是父權家庭意識形態導致，就連女性的認同也受到父權家庭意識形態所定義，父權家庭意識形態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存在那兒的現象與事物。然而這是研究者所採用的概念性語言，該是拿來分析而不是解釋的工具。女性遊民的劣勢處境是因父權家庭意識形態導致，父權家庭意識形態形塑了女性遊民特殊的生存困境，這兩句話都可以在文章中找到。往來於女性遊民與父權家庭意識形態之間，對於認同的形構與轉變，作者提供給我們的解讀似乎越來越隱晦不明，並且有落入套套邏輯的陷阱之虞。而其他作者往往企圖找出不同於主流「家」論述的真實經驗，文末不免宣稱他/她們替既有的「家」論述注入一股不同的經驗。然而從既定的人群分類範疇作為研究的起點，試圖尋找這些人的認同，但是最後往往以一種”他/她們具有不同於主流的認同”作結尾。或許研究者替我們開了頭，問了個好問題，但卻未能告訴我們確切的答案。
四、安身立命如何可能？
總的來說，目前「家」的意義與認同之研究，多半從特定人群生命裡的貓狗小事出發，試圖將個人的「家」認同扣連上社會的「家」認同。不過我認為他/她們扣連的並不好。Alexander(1988)認為微觀分析層次與鉅觀分析層次之分，是認識論上的問題，而非本體論上的問題。Mouzelis(1995)念念不忘的洋蔥狀社會之隱喻，提供我們破除微觀/鉅觀二分法的方式。將這樣的概念引入這些作品之中，相信可以讀出不同的訊息。
Somers & Gibson(1994)說：「社會生活本身以故事狀態存在著，敘事是社會生活的本體論狀態。」顯然地，「家」認同的研究需要重新概念化社會生活的本體論預設。因為假定了穩固的認同，改變才顯得那麼珍貴。但是如果社會生活本身就是一段段曲折蜿蜒的故事情節，「家」認同為何改變、因何改變，恐怕才是最需要問的問題。
評論文獻
王君琳(2002)流動的家：大陸台商女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8：148-170。
吳昱廷(2000)同居伴侶家庭的生活與空間：異性戀VS男同性戀同居伴侶的比較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瑾嫣(1999)女性遊民研究：家的意義與城市生活經驗。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8：83-120。
張婷莞(2002)由青少年的離家經驗探討家的意義。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畢恆達(1996)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本土心理學研究6：300–352。
---------(2000)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的個案分析。應用心理研究8：57-82。
---------(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2002)家，自我之象徵。誠品好讀27：42-44。
畢恆達、吳昱廷(2000)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應用心理研究8：121-148。
歐宇帥(2001)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參考文獻
中文
盛正德(2002)以畫療傷。台北：心靈工坊。
Rehberger, Claudia(2001)女性的生活與夢想空間。當代167：10-19。
英文
Alexander, Jeffrey C.(1988)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ines, David R.(2001)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Mead, George Herbert.([1929]1964)The Nature of the Past, in Selected Writings: George Herbert Mead, edited by Andrew J. Re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uzelis, Nicos(1995)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 New York: Routledge.
Ricoeur, Paul.(1981)Narrative Time, in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J.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mers, Margaret R. and Gibson, Gloria D.(1994)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UK: Blackwell.
Taylor, Charles(1989)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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