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作者：Esteban Huang
文章刊載於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 39期(2004/05/15)
如今，不確定感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存在不是因為歷史災難即將到來使然；反之，它是和旺盛的資本主義日常經驗交織在一起。不穩定是正常的，…… 或許品格的侵蝕是不可避免的結果。------Sennett(1999：36)《職場啟示錄》
在看似幸福的背後，有一股拼命賺錢的急迫緊張感。我沒有三頭六臂，實在忙不過來。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感冒了，我啊也是忙得邊走邊感冒。------Ernaux(2000：53)《位置》
每個人在斷斷續續的腳步節奏中盡力成為負責的人，或在人群裡翻閱歡樂。……寂寞無意就把所有人都包裹，越感覺寂寞，我們就越用巨大的吵鬧來掩飾自己、欺騙自己。我們究竟在哪裡呢？是車流的河裡？是人們交織熱絡的體溫裡，是書店裡形單影隻的紅鶴，還是捷運那存在主義的2號月台上。我們重複享受城市裡的失落感傷，卻沒有回饋過什麼。------葛大為(2001)《寂寞東路一段》
一、前言
1.從《社會學的想像》談起
在C. Wright Mills最著名的《社會學的想像》這本書的第一章裡頭，他寫道，「現代人時常會覺得，他們的私生活是一連串的圈套。他們意識到，在他們日常生活的世界裡有許多無法解決的煩惱；而這種感覺往往相當正確：對一般人來說，所能意識到的，以及想去做的事，無一不受限於他們私人生活的軌道；他們的眼界與能力，則被框限在職業、家庭和鄰里所構成的特寫鏡頭內；在其他的情境裡，他們形同行屍走肉，只能當個旁觀者。而不管多麼地模糊，人們越是意識到那些超乎自身當下處境的野心和威脅，也就越會有被套牢的感覺。」(Mills 1996：31-2)對於這段文字所描述的背景，Mills本人並未明確地交代過。《社會學的想像》一書於1959年在美國出版，距今已有42個年頭。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美國的都市經歷了郊區化(suburbanization)的擴展，並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達到頂峰(Giddens 1997：194-5)。因而很明顯地，Mills描述下的那些現代人的生活困境，應當發生於都市的環境之中。工業化與都市化所形成的居住環境與結構，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感知。例如對於工作場所和家庭領域兩者的劃分，和許多不甚熟悉的陌生人居住在同一棟大樓、同一個社區鄰里、或者同一條大馬路上。
那麼，Mills怎麼描述生活在都市之中的感受呢？他說：「人們也常常會意識到，感覺與思考的舊方式已然瓦解，而新的開始卻撲朔迷離，簡直就是面臨了道德停滯。難怪，一般人覺得，他們難以適應那突然要去面對的大社會；難怪，他們無法了解，這時代對他們自身的生活有什麼意義；難怪，他們為了保護自我，人們變成了道德冷感，只想自掃門前雪；難怪，人們老是有被套牢的感覺。」(Mills 1996：33)舊的思考方式無法適應於當下的社會情況，而新的思考方式卻遲遲不見其蹤影，聽起來頗有Durkheim說的「失序狀態」(anomie)的意味。一般人覺得自己難以面對「大社會」，畢竟相形之下自己是個多麼渺小的個體，如何能與巨大的社會相抗衡。那麼，我們每天每日的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在日復一日的時間規律調節下的生活，往往重複進行同樣動作，對於每天生活的步調進行縝密的規劃安排。到了週末，或者哪天得到難得的假期，一般人卻常常得發展出屬於一套獨特的「打發時間」方式，比方說逛逛街、看電視、看電影、唱KTV等等。反正，大家總得要找點事情做做，如果哪天真的把自己停頓下來，而不做任何事情，反而會產生「無聊」、「浪費時間」的感嘆。就像將音響的播放方式設定在「重複撥放」那個按鍵一樣，日子就在不斷重複的生活節奏中流逝。或許有人會詢問：「我這樣過日子有什麼意義？」答案往往是個無解的謎題。現代人的道德冷感，讓人們只想處理與自身有關事情便好，於是每個人自掃門前雪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2.往返新竹與台北的通車經驗
自從去年9月份搬家到新竹之後，我常常得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在台北和新竹兩地跑。我是個來自於高雄市的小孩子，我的父母親居住在高雄。然而我現在的經驗是，我生活在台北和新竹兩個都市之間。高中畢業後就讀於台北的大學，因此我在台北居住了4年，建立了許多人際網絡。常常為了聽一場演講或研討會，或者與朋友的各種約會，導致我幾乎每個星期都得往返於新竹和台北之間。每次在客運行駛上中山高或北二高的時候，我喜歡從車子內觀看車子外的景緻。在晚上，望著窗外一片烏黑的景緻，加上路燈和其他車子的燈光，我總會想起齊末爾說「生命的本質是流動的」這句話。我常常透過各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將我的軀體擺放置各種不同的都市角落。或許今日的我正在淡水的漁人碼頭看日落，明日的我在坐在人社院的教室裡頭上課。
我，一個人，搭乘客運，和其他乘客一同，在這條人工的快速道路上，行進著。想起齊末爾所說的話，我的心情立刻變得沉悶許多。我在思考，常常通車於新竹和台北兩地，讓我的心情總是處於一種「浮躁」的狀態。人在新竹時，我掛念週末將在台北進行的約會；人在台北時，我擔心自己可能無法完成下週上課的讀物。看來，我似乎需要將自己固著於新竹，好好地過生活。否則，總是不停的流動流動，好像無法靜下心來，和新竹這個地方產生感情。
3.文章的內容與重心
齊末爾對於現代都市生活的描述，在我閱讀他的作品時，總會有種會心的感覺。書寫作業的同時，一方面作為一種智識上的理論探討工作，二方面作為理解個人生活經驗的一個過程。下面我將先交代齊末爾本理論的基本要義，然後詳細分析他所探討的都市生活，最後進行一些討論與結語。
二、關於齊末爾二三事
齊末爾是一個猶太人，成長於19世紀流行反猶太主義的德意志。他終身一直是德國學術圈的邊緣人，直到晚年才獲得教授的聘職。齊末爾並非以一套社會理論所著名，相反的他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一系列普遍現象的短論，例如時尚、都市、社交等。
1.社會是一個互動網
齊末爾並非如同馬克思或涂爾幹一般，從鉅觀的角度來分析社會，他選擇從社會生活的微觀層面出發。依照他的說法，人類具有社會性(sociality)的傾向，這是內建於人類處境中的一個常數，孤立存在畢竟是動物層次上的生存方式(Wuthnow等 1994：36)。所以每一個人，除了身體構造的生理機能外，還有一股與人交往的充沛情感。這份人類特有的情感，維繫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帶關係，讓社會可以持續凝聚、運作下去。「任何社會現象或歷程由兩個實際上無法分離的成分所組成：一個是利益、目的或動機；另一個是個體透過互動的形式或樣貌達到社會現實。」(Simmel 1971：24)由此看來，Simmel認為人具有主動性與創造力，並且透過與他人互動型塑出社會來。
再者，齊末爾將社會看做是「一個由同時存在於社會內外的個體所組成的結構。」(Simmel 1971：14-15)因此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存在一個相互性的關係，通過這個關係，個人鑲嵌入社會之中，又同時把社會作為外在物來面對。因而我們可以說，依據齊末爾的觀點，個人同時是社會的產物和成員。做為社會的產物，個人面對的是一個來自於過去的社會；做為社會的成員，個人又被編織進當下的社會之中。
2.生命的本質
因為互動的形式是社會的構成根底，所以短暫、流動、綿密的事物關係是人們經驗之核心與基底。生命的本質是流動的，一但被固定下來便會死亡。「生命是流動的，不被目標所決定而是被力(force)所驅使：因此在美醜之外，它有自己的意義。」(Simmel 1971)這樣流動的生命本質，人們必須將之賦予形式意義並認同它，進而才會感到安定與安全。
3.辯證思考
齊末爾的思考方式與馬克思類似，都以辯證法來進行思考。因此，強調事情發生原因的多樣性；強調對社會關係與時間兩者交互作用的探討；認為事情無法劃分出單純的因果關係；會特別分析事情的矛盾衝突之處。不過馬克思對於經濟結構分析的觀點顯示，他對於世界的未來抱持著樂觀的革命論；齊末爾則與韋伯相似，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為一無法逃避的鐵牢籠(Ritzer 1995：284)。
4.書寫都市生活的背景
齊末爾對於都市的相關討論作品，主要是當時19世紀末因為大量新移民而急速擴張的德國柏林城，特別是來自於波蘭在內的東方移民源源流入。他以該都市為觀察的地點，以當地的居民為觀察的對象，分析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居民生活在一種全新的環境之中，亦即早期的現代都市，這個環境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從1890年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為止，柏林、巴黎、倫敦、格拉斯哥、紐約與芝加哥等都市，迅速擴張了運輸網，並且形成許多大型的市中心百貨公司，例如1860年代的巴黎，在豪斯曼(Haussmann)的重新設計之下，成為一個充滿林蔭大道的都市，不僅讓軍隊方便進入壓制窮人的暴動，也讓許多閒人有地方溜達、展示他們的穿著、逛逛櫥窗購物(Bocock 1996：30)。這些百貨公司的特色是「在一間店頭底下供應各式物品，從雜貨、家具、衣物到陶瓦瓢盆與廚房用具，乃至於後來一些電器用品開始上市大量供應市場時，也可以在百貨公司買到。儘管在地方商店，也可以找到位居三角窗的雜貨店、肉販、魚販、麵包店與蔬菜店，可是，市中心的商店畢竟提供了更多的購物選擇。隨著電車、高架巴士和鐵路的興建，郊區的人群進城方便，市中心的百貨公司也就跟著越形蓬勃。」(Bocock 1996：29-30)。
三、側寫都市生活
齊末爾重視社會成長的經濟變化，但是與馬克思不同的是，他傾向和韋伯一樣，從社會變化的文化意義來著手。所以，他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Simmel 1971：324-339)這篇文章的一開頭就指出：「現代生活最深層的問題來自於個人在社會壓力、傳統習慣、外來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個人的獨立和個性的要求。」這個問題可以從下面的這個例子裡頭看出來。
1.一則台北街頭的問路
石計生(2001：40)在《都市與現代生活》一文的開頭，寫下這個例子：
「少年仔，借問一下，要從這裡坐車到公館要怎樣走？」溽暑的下午，一個撐著洋傘的歐巴桑問。「喔，簡單，你只要往前走到劍潭站，搭往新店方向的捷運，在公館站下車就到了」吃著黑輪，手上還拿著一袋烤肉的高中生回答。「敢沒公車可以搭？我不會搭捷運。」老婦人又問。「公車我就不知道了，你去前面問一下好了，捷運比較方便啦，哪裡不會搭呢？」高中生有點不耐煩地說。於是，老婦人一臉茫然，撐著柺杖蹣跚地離開，緩緩隱沒在洶湧的人潮中。
故事的場景發生繁華的士林夜市，一個年邁的婦人跟一個年輕的高中生的問路對話。我們不知道這兩個主角詳細的身分資料與經歷，但是卻可以窺見不同世代的人們，對於同樣的都市生活空間的不同體驗。對話中的老婦人可能習慣搭乘被一般人視為緩慢、顛簸與落伍的公車，她可以坐在位於公車司機附近的座位，直接和司機交談，而不會害怕錯過該下車的目的地。這種等待的、隨機的、互動的世界，可以讓老婦人感到安心。
相反的，那位高中生則早已融入充滿高度計算性與理性規劃的快速流動經驗之中。我們可以想見，他從口袋裡掏出捷運的儲值車票，並將車票迅速地刷入讀卡機，然後走向月台。列車來臨時，以十分熟練的動作走入只停留10秒鐘的捷運車廂。隨著列車快速地前進，他只要花上固定的時間就可以回家。這樣計算的、理性的、快速的世界，才是這個高中生熟悉的交通經驗。
老婦人面對這個自1999年開始，以捷運為主要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的都市，要如何「保持個人的獨立和個性」？這是一個大哉問，老婦人的都市經驗如何不被新興的都市經驗所取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確實無法回到只有公車的年代，隨著歷史洪流的前進，都市空間也不斷地發生變遷，而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也隨之改變。「個人抵禦由一種社會技術組織所帶來的降低或磨損」，這種個人面對都市的種種事物如何調適其自身的情境，正是齊末爾討論都市生活的焦點。
2.緊張心理基礎
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共同的心理基礎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之中。這種緊張感來源自都市生活的內部與外部刺激快速且持續的變化。他將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做了這樣的對比：「這些都是大都會所創造的心理狀態。街道縱橫，經濟、職業和社交生活發展的速度與多樣性，表明了都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礎上與小鎮、鄉村生活有著深刻的對比。城市要求人們作為敏銳的生物應當具有多種多樣不同意識，而鄉村生活並沒有如此的要求。在鄉村，生活的節奏與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緩慢地、更慣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Simmel 1971：325)
讓人們的神經保持在緊張狀態的原因，是因為都市快速變動的影像，往往讓人意識負擔過重。因此都會生活的缺氧狀態被他稱之為玩膩了的老鳥心態(blasé)；而人們面對大量刺激所呈現的慵懶無力狀，他稱之為倦怠無聊(ennui)。都市人為了讓自己在面對這種緊張的心理感受時，也能保有原本的個性與獨立，他們選擇用腦代替心靈做出反應。所以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更傾向於用腦，而非是心，隨時都保持在一種警覺的狀態，以此與都市進行互動交流。但是這樣的做法卻使得他們往往變得麻木不仁，毫無個性。
3.理性計算的貨幣世界
都市是貨幣經濟的溫床，而19世紀以來人們工作技能專業化的結果，則是使得人們更加依賴他人的專業活動而活。都市與鄉村最大的不同點是，都市存在著經濟交換的多樣性。貨幣經濟與理性計算兩者緊密地連結在一起，這也造成都市人的老鳥心態，使得他們往往在形式上顯得公正、無情與冷酷。在這樣的都市裡，沒有人會對他人真正的個性感到興趣，因為每個人關注的都是「多少錢？」的問題。
在這裡，所有的事情可以被化約成為金錢來算計。所以人們會關心的問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個性差異，而是不同金錢之間所呈現出來的距離。「貨幣經濟引起的現實生活中的精確計算與自然科學的理想一致：將整個世界變成一個算術問題，以數學公式來安置世界的每一個部分。貨幣經濟把衡量輕重、計算和數字上的決定，把質量的價值轉變為量的價值充斥在許許多多人的每一天中，藉金錢的計算性質，一種新的精確性、一種界定同一差異中的精確性、一種在契約與談判中的毫不含糊性已經滲透到生活裡的各種關係中。」(Simmel 1971)因此，這是一個被掏空內容的都市生活狀態。金錢成為衡量所有事物的公分母，橫線之上的分子可以隨意放上任何事物。以金錢的「量」來計算各種交換關係，漠視任何「質」的差異。社交活動可以充分表明這個趨勢，齊末爾說：「如果現在我們想像一下我們單純以“人類”，以我們本來是的面目---卸下一切重擔，停止焦慮，那些玷汙我們生活純粹性的不平等現象也一併消失---進入社交性的話，那是因為現代生活已經不堪客觀內容和物質要求的重負。在社交圈中擺脫掉這種重荷，我們相信自己能反璞歸真，找回最自然最本真的自我，卻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屬於個人的那些方面早已喪失了其獨特性與本質上的完整性，遺留下來的只是為了社會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定形的東西。」(Simmel 1971)
4.陌生人世界中吊詭的自由
都市生活的匿名性助長了個人的自由。前面提過工作技能專業化的結果是，使得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更加依賴他人來生活。但是，分工的後果是使得每個人都只能夠從片面來發展。都市人一方面漂流於潮流之上，另一方面生命則包含越來越多的非人性內容，且取代個人色彩。所以個人往往強調其獨一無二的特質，以求保持住其個人的核心個性。
齊末爾認為都市生活所提供的自由，具有雙重的效果。一方面，金錢給予我們一定程度的自由，得以擺脫來自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的限制，例如透過金錢滿足心靈所需。但是，另一方面金錢給予我們的自由卻是盲目的自由，因為金錢本身未能指引我們該如何利用金錢所帶來的自由的準則。吊詭的自由產生的原因是，都市生活緊密地與金錢財富聯繫在一起，但是實質的精神內涵卻是處於被掏空的匱乏狀態。金錢所帶來的自由是空洞的，我們必須將之連接上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才能讓它充滿價值與生機。
5.客觀文化的異化
齊末爾將文化區分為客觀文化與主觀文化。主觀文化指的是人天生具有的創造能力，一種可以生產控制的能力。客觀文化則是指各種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可以是看得到與看不到的各種事物。他認為都市生活最大的隱憂就是，客觀文化逐漸慢慢發酵，開始有其自主性。而主觀文化則相對的開始萎縮，讓人們逐漸失去判斷事物的能力。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反過頭來對人們產生制約的限制作用。因此，處於社會之中的人們，其創造力往往會被客觀文化所限制住。
四、討論與結語
從第三部分的討論中我指出齊末爾論都市生活的四個要點，分別是緊張心理基礎、理性計算的貨幣世界、陌生人世界中吊詭的自由、與客觀文化的異化。都市生活的基本體驗是一種充滿緊張的心理感受，這是因為面對快速流動的都市影像經驗，個人發展出以理智而非感性來面對，這種狀況和都市是當代社會主要的金融中心有關。以貨幣經濟為基礎的都市，充滿理性計算的各種社會交換關係，也因為如此重視交換價值中「量」的多寡，因而掏空了社會關係中「質」的價值。這種以金錢為目的而非手段的都市生活，讓都市人可以從金錢得到直接的自由，而漂浮於各種現實的經濟和社會的限制；但是都市人雖然得到金錢上的自由，卻往往不知道該往那兒去，這是因為金錢只提供了形式上的自由，卻無法保證自由的內容為何。而這樣情況，則宣告了客觀文化的異化現象。面對越來越強大的客觀文化，人類主觀文化的根基證一點一滴地被侵蝕。
齊末爾雖然將都市生活做了非常詳盡的描述，也確實分析了具體的世界，但是我認為他所做的工作，卻僅止於幫我們「確認」了都會生活的種種樣貌而已。這可能也是齊末爾被人稱之為「印象主義」的原因，因為他的分析並未探討都市生活之所以如此的各種可能性原因。比方說，為何貨幣經濟會是都市生活的核心，而不是其他的事物？在怎樣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他所分析的都市開始形成？所有的都市都會跟他所描述的情形一樣嗎？我想，我這樣的批評或許有點強人所難，也可以說是一種「後見之明」。
如果要繼續延續齊末爾的討論，對於都市做一種詳盡的歷史分析則是必須進行的首要工作。實際上，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就已經有都市的存在了，不過這樣的都市和資本主義時期的都市相當不同。Giddens(1995：90)指出，這些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都市通常有城牆包圍，城牆除了提供軍事防禦的功能外，尚能說明都市的閉鎖性格與區分跟鄉村的界線；這類都市的中心地帶是寺廟、宮殿與市場，而在這個舉行儀式和商業交易的中心外圍，還可能設有第二道圍牆，以便防衛；這時的都市是知識、技藝、及對外文化交流的樞紐；更重要的是，一般居民的生活往往與鄉村居民一樣，生活步調顯得緩慢且傳統。
從齊末爾的作品裡，我想到柏拉圖的《洞穴預言》。洞穴裡頭是一片黑暗，生活在洞穴裡頭的人們，只能靠著以訛傳訛的方式，以理解山洞外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人帶著火把照亮洞穴通往外頭的道路，這些人才得以真正認識這個世界。而生活在這個都市的人們，或許也類似於生活在洞穴的人們，對於世界的感知總是不完全與片段。即使我們確實不是生活在洞穴之內，而是生活於都市之中，但是都市這個環境對於我們所有感知造成的影響，又與洞穴生活有何差別。
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走出「洞外」？這當然不是提倡一種遠離都市的生活，而是鼓舞都市人努力挖掘自身的創造力，讓主觀文化得以再度興盛，與客觀文化相抗衡。這樣的都市生活，才是真正屬於人類的居所。
參考文獻
石計生(2001)，《都市與現代生活》，當代168：40-53。
葛大為(2001)，寂寞東路一段，台北：松崗。
Bocock, Robert原著，張君玫、黃鵬仁譯(1996)，消費，台北：巨流。
Ernaux, Annie原著，邱瑞鑾譯(2000)，位置，台北：皇冠。
Giddens, Anthony原著，張家銘等譯(1997)，社會學，台北：唐山。
Ritzer, George原著，馬康莊、陳信木譯(1995)，社會學理論，台北：巨流。
Sennett, Richard原著，黃維玲譯(1999)，職場啟示錄，台北：時報。
Mills, C. Wright原著，張君玫、劉鈐佑譯(1996)，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Wuthnow, Robert and Hunter, James Davison and Bergesen, Albert and Kurzweil, Edith原著，王宜燕、戴育賢譯(1994)，文化分析，台北：遠流。
Simmel, G.(1971)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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