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史》(導論)
Michel Foucault.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USA：Vintage Books.
1.壓抑假設，如何壓抑？
如果我們贊同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提出的，權力是策略位置的整體效應，因而權力不是佔有的，是具有生產性與意向性的，那麼該如何看待壓抑假設(the repressive hypothesis)？傅柯認為這種壓抑假設展現的是一種「司法─論述性」的權力觀，一種強制、否定、高壓、與真理相斥的權力觀。它假設著權力之外，尚有真理的存在，權力與真理兩者相互競逐角力；它也假設著權力之外，尚有性的本質存在，權力壓抑著性。但是，依據傅柯的史料指出，我們該如何理解越來越多關於性的專門論述的出現？並且這些論述在形式與對象上皆不同於一般的論述？傅柯之所以懷疑壓抑假設，目的是想將「這一假設納入17世紀以來現代社會中與性有關的論述總體經濟中去考察。」(p.11)因為權力是一種多樣化的技術，權力的「後果有可能使人拒絕、否認和蔑視性，也有可能引起鼓勵人們談論性，加強性的影響作用。」(p.11)循著《規訓與懲罰》所提出的知識/權力觀，性理當不會先於論述而存在，所以這部性的歷史不是一部性的壓抑史。
2.現代“性”
因此這三百年來與性有關的論述非但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這些帶有禁止意味的論述，甚至成為性反常定型與植基的基礎。基督教的告解(confession)技術是權力掌控性的一種好手段，它讓西方人變成了告解的動物。「求知之志」(the will to truth)透過不斷敘說關於人們自身的事事物物，試圖描繪出那個躲藏在人們身體之內的真理。性論述、性行為、性器官，不斷在人們的告解中交雜搓揉，經由性的體現(embody)，現代主體隨之成形。在這個意義上，傅柯對於精神分析(我認為傅柯似乎將精神分析的學說，直接等同於佛洛伊德的理論。)似乎沒有多大的好感，他認為精神分析讓權力更加滲透到我們之內。可以想像典型精神分析的場景，個案坐在背對著諮商師的躺椅上，將他/她關於性的歷史全盤托出，甚至連夢境也不例外。個案掏心掏肺地將自身之事一一說出，從當下的困擾回溯到童年的往事，不正是替權力開了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肆無忌憚地奔向真理的那一端，企圖將個案規訓得更加深入、更極致？此刻的我腦袋中浮現的，居然是笛卡兒的那句“至理名言”：「我思，故我在。」主體的形塑，必須依靠基督教的告解與精神分析式的純粹技術，方為可能。或許笛卡兒忘記告訴我們的是，該用何種方式、該往哪個方向進行思考？
自17世紀開始發展起來的生命權力(bio-power)，透過人體解剖政治學的訓練、人口生物政治學的調節，逐漸發展起來。生命權力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這是因為人的積累與資本的積累、人類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都與生命權力相結合。這裡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對於生命的治理，亦即更加有效率、更全面地將權力施加在人們身上。如果說，韋伯的作品書寫了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他稱之為除魅的過程，我們是不是也能說，傅柯撰寫了權力的理性化過程？
3.抵抗的可能：反論述(reverse discourse)
我認為在這本書中，傅柯(似乎)提供我們一種較為明確的抵抗方式。這是從他論及同性戀的例子中得到的靈感，他說：「毫無疑問的，在十九世紀精神病學、法律體系及文學中出現關於同性戀、性錯亂、雞姦、『精神雙性戀』的種類與次種類的一整個系列的論述，使得強大的社會控制得以進入這個『倒錯』領域；但亦使一種『反的』論述成形成為可能：同性戀開始為自己發言，要求它的合法性或『本性』被認識，它通常用醫學上被奪取資格的相同的語彙與相同的範疇。」(p.101)傅柯說，有權力的地方就有抵抗，並且必須從權力的節點上進行抵抗。同性戀者透過關於自身的權力論述，找到了抵抗的武器，找到了發聲的語彙。
我們還可以從夏曉鵑(2002)書寫「外籍新娘」的論述中，旁敲側擊這種抵抗的策略。夏曉鵑指出：「本書的目的是提供主流論述外的另一種論點。這樣的目的與Sjoberg和Cain(1971)提出的『反系統分析』(counter system analysis)類似。所謂的『反系統』指的是，經由對既存社會論述的不同面向的否正，而逐步鋪陳出與之相對的論點(Vaughan 1993)。……我刻意將官員們的敘事(narratives)與『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的敘事並列。在『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的敘事裡，他們是社會問題的受害者，而非官員和媒體所敘述的，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上述兩者有明顯的對立，本書將進一步分析媒體工作者明顯地以官方說法為『真理』，而將『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消音。」(p.23-4)她企圖透過另類敘事與論述的書寫與發聲，扭轉台灣社會加諸於「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的污名(stigma)，翻轉既有的主流論述。
不過這種抵抗策略至少有兩個問題，一是「反論述」的抵抗策略似乎得透過透定的人士才能達成，絕非是市井小民所能企及的目標。亦即挪有特定文化資本的人群，較能使用這種抵抗方式，而一般人也得依靠知識份子的援助。二是「反論述」所能產生的作用有多大？「外籍新娘」身上的污名，果真會因為一本書籍的出版而產生去污名化的作用？這個問題似乎導向對於論述本身的質問，論述的力量真如傅柯所言，那麼有力、無所不包嗎？
參考書目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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