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機器一但發明後，我們就發現，不管我們多麼害怕，或者多麼不喜歡，往往讓我們驚訝的是，機器本身會變成一個自有主張的東西，不但很能改變人們的習慣……也改變人類思考的習慣。------Postman(1994)(註一)
Foucault在《性史》第一卷中，給該書的第一章開宗明義下了這樣的標題：「我們這些維多利亞時代的人」(We “Other Victorians“)，然後緩緩將他所謂的誕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假設」對人們的影響，詳細地描述出來。
對照於Foucault所下的標題，我突發奇想地想為Simmel的作品取一個類似的標題：「我們這些資本主義時代的人」。這個標題要敘說的故事，就是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下」的人們的精神生活狀態，我們這些生活在「發達工業社會」的人類的日常生活情境。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自滿於經濟發展與科技革命的成果，在物質層面帶來的豐沛。但是卻也在這樣的豐沛生活中，可能是在某個夜闌人靜的夜裡，也可能是在某條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我們猛然驚覺到一種莫名的惆悵感，一種不知自己身處何方、無所依歸的感覺。這樣的感覺總在我不知覺的時刻，悄悄然佔據了我的身體跟靈魂。縱使現在的我似乎有個明確的道路鋪陳在眼前，可是那種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總讓我對於當下發生的總總事件，突然間失去了處理協調它們的力量。
因為自己深刻的經驗，使得自己能體會Simmel想描述的「現代性」在人們的心靈層次所展現出來的樣貌。對於當下與未來，我們這些自許進步的現代人(當然，這樣的進步現代人是一種有特定時空脈絡的說法)，擁有多少自主的能力。就某方面看來，我們確實對未來擁有自決的主體性，因為從小到大，學校老師總是要求學生，要對未來作完善長遠的「生涯規劃」。
過去在大學的團體諮商訓練，在課堂中被要求帶領或者被帶領參加各種「成長團體」，而生涯規劃的團體總是最常見的幾個主題之一。在這樣的團體中，我們總會盡情地討論、想像、規劃自己將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後的生活。在這樣的情境下，彷彿對於未來，甚至是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著一股天真的樂觀與自信。然後我們這一個團體在進行過四週的聚會後，愉悅地向老師宣告圓滿成功。但是，在諮商團體結束後的檢討會中，授課的老師卻指出我們總是讓團體成員沉溺於對未來的「想像規劃」，並未指出想像與現實中的落差，用諮商輔導的術語來說，「我們在這次團體中對於成員的陳述，同理心的技巧過多而挑戰與面質的技巧太少」。
對於老師這樣的責難，我感到困惑。困惑來自於兩方面，一是如果對於未來沒有任何想像，那麼個人如何能往前繼續發展他的「生涯」；二是經過這樣的成長團體，專業的諮商師期待他的成員得到些什麼。讓成員相信自己能掌握未來，又要成員理解現實的限制？我知道現實與想像間總存有落差，那麼做為一個諮商師要如何向他的個案陳述這樣的落差呢？人本主義心理學家Rogers所謂的「成為一個人」，到底指的是什麼，這個「人」可有一個明確的樣態可依循？而Simmel對於這個疑問，會如何向我解答呢?
生命的本質
一個活生生的人，或者，我們說一個完整的人，除了身體構造的機能正常外，還有一股與人交往的充沛情感。這份人類特有的情感，維繫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帶關係，讓社會可以持續凝聚、運作下去。「任何社會現象或歷程由兩個實際上無法分離的成分所組成：一個是利益、目的或動機；另一個是個體透過互動的形式或樣貌達到社會現實。」(註二)由此看來，Simmel認為人具有主動性與創造力，並且透過與他人互動型塑出社會來。
因為互動的形式是社會的構成根底，所以短暫、流動、綿密的事物關係是人們經驗之核心與基底。生命的本質是流動的，一但被固定下來便會死亡。「生命是流動的，不被目標所決定而是被力(force)所驅使：因此在美醜之外，它有自己的意義。」(註三)這樣流動的生命本質，人們必須將之賦予形式意義並認同它，進而才會感到安定與安全。
形式框架之必要
雖然Simmel的學說被稱為「形式社會學」，但他本人到沒有針對形式(form)一詞提出明確的定義，只能概括地揣測應該類似制度或意識形態的事物。形式代表客觀性的普遍法則，一種人人共享的普遍性法則。透過形式的框架作用，讓流動的生命本質有了導引與方向，不再只是像Frued筆下冰山一角之外的潛意識，讓人總有一總無法捉摸、深不可測的畏懼。
但是形式也可能變成一道枷鎖，將流動的生命緊緊綑綁住，反而失去原有的彈性與活力，甚至於讓所有的社會交往形式流於「純粹的交往」。當交往的形式變成目的本身，則生命原有的厚度與意義都將消滅殆盡。這一點可以從Simmel對社交性的討論中得知：「如果現在我們想像一下我們單純以“人類”，以我們本來是的面目---卸下一切重擔，停止焦慮，那些玷汙我們生活純粹性的不平等現象也一併消失---進入社交性的話，那是因為現代生活已經不堪客觀內容和物質要求的重負。在社交圈中擺脫掉這種重荷，我們相信自己能反璞歸真，找回最自然最本真的自我，卻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屬於個人的那些方面早已喪失了其獨特性與本質上的完整性，遺留下來的只是為了社會交往而被保留或被定形的東西。」(註四)。
生命之流與形式框架間的矛盾
由此看來，生命的本質和形式框架間，存在的是一個兩難的難題。生命無法獨立於形式而存在，形式則是由生命的創造力所形成。而身處於大都會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每天必須面對許多數不清的不同力量(power)環繞在身邊。面對著這樣多樣化的生活形式，人們不是呈現出優遊自在的快樂感，反到被這些繁雜事務給壓得喘不過氣來，甚或乾脆放棄而「不作為」。Simmel形容這樣的都會生活缺氧狀態為玩膩了(blasé)；人們面對大量刺激的慵懶無力狀為倦怠無聊(ennui)。
客觀文化/物的世界慢慢發酵，有其自主性，主觀文化與世界則相對萎縮，人逐漸失去判斷事物的能力。當外在世界越長越大，生活更加豐富、具有多樣性，人們卻對之越來越沒有反應、甚至於失去反應。這是一種無力的情況。或許面對這樣的窘境，讓人們回到單純的鄉村生活是一個辦法，Simmel說：「這些都是大都會所創造的心理狀態。街道縱橫，經濟、職業和社交生活發展的速度與多樣性，表明了都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礎上與小鎮、鄉村生活有著深刻的對比。城市要求人們作為敏銳的生物應當具有多種多樣不同意識，而鄉村生活並沒有如此的要求。在鄉村，生活的節奏與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緩慢地、更慣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註五)鄉村生活的緩慢性或許更符合生命之流的節奏與平坦性。
人的創造無法跳脫形式的框架，反倒是在有限的侷限下，才有可能精練出具有創造性的動作與成果。因此我之前提出來的問題，或許可以這樣想：「生涯規劃」成長團體，也可以是讓生命之流與形式框架做個協調與整合的手段。只是這樣的想法難免有一點世俗的意味，而且，幾乎是抽離了社會不平等的脈落，將所有的「人」均質化的說法。畢竟在我們這個時代，形式框架的力量總是大於生命之流，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有我所想像的協調、整合、物我兩忘的情況吧。
註一：蕭昭君譯，Postman,N.原著(1994)童年的消逝。台北：遠流。p.32。
註二：Simmel, G.(1971). The problem of sociology. in Levine, D. N.(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三：Simmel, G.(1971).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in Levine, D. N.(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四：Simmel, G.(1971). Sociability. in Levine, D. N.(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五：Simmel, G.(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Levine, D. N.(ed.).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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